大运河申遗已经尘埃落定。这条世界上最长、最古老的人工水道，工业革命前规模最大、范围最广的土木工程项目，对促进当时中国南北物资交流和领土的统一管辖起到了巨大作用，充分反映了中国人民高超的智慧、决心和勇气，展示了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杰出成就。而此次大运河能够申遗成功，除了本身具备世界遗产的条件要求和历史、文化、水利、交通、考古等部门提供大量佐证外，更重要的是利用档案史料的挖掘、调查和研究，破解了大运河河南郑州段千年考证疑难。作为鉴证历史的3个重要途径（传说、档案文献、考古）之一，档案的作用不可或缺，甚至起到了关键作用。那么，档案的作用究竟是什么呢？我们从隋唐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的申遗过程，可以窥知一斑。

　　申遗前，档案科研破解难题。发挥档案资源优势，采取“挖掘调查与野外考古有机结合”的科研模式，整合社会专家学者有效力量，破解大运河郑州段遗存的千年考证难题。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，由于饱受黄河“时决、时淤、时徙”的影响，加之年代久远、史料匮乏等原因，自南宋迄今的千年中，关于隋唐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的诸多问题，成为众说纷纭、莫衷一是的历史性难题。以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档案局馆副局馆长朱瑞增为主的团队，对大运河郑州段有关档案资料进行了深入挖掘和研究。特别是朱瑞增从事隋唐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的研究已近20年之久。这期间，他先后挖掘利用历史、文化、水利、交通等方面各种文献、图表、地籍、实物，以及野外水系、村落，石碣等重要遗迹各种档案史料500多种（件），摘抄大量笔记，发表了《揭秘隋唐大运河郑州源头枢纽故道》《郑州荥泽枢纽是中国大运河申遗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》《隋唐大运河郑州荥泽枢纽申遗与保护利用研究》等多篇学术论文，这些研究廓清了隋唐大运河郑州荥泽枢纽的基本体系和内涵，锁定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枢纽故道，以及码头、河坝、城堡、村落等相关遗产遗存。档案科研使千年沧桑、不为人知的大部分遗产揭秘于世，难题破解，也为申遗奠定了基础。

　　申遗中，档案助推申遗成功。据2011年全国考察遴选评审结果显示，35个城市的申报项目进入大运河申遗预备名单。其中河南郑州段以“当今枯河、索须河与贾鲁河部分河道，长约30公里，宽200米，锁定为原隋唐大运河通济渠（古鸿沟、汴河）故道”，后经我国申遗专家考察遴选推荐，作为首要“立即列入项目，直接进入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”。而这正是“隋唐大运河郑州荥泽枢纽申遗与保护利用研究”得出的结论，由此成为国家考察遴选的主要考证依据，填补了我国大运河申遗河南郑州段历史空白。朱瑞增依据其“隋唐大运河郑州荥泽枢纽申遗与保护利用研究”成果，作为对河南省“隋唐大运河荥泽枢纽遗产”极为熟悉的有关研究人员，“直接参与”国家考察遴选河南郑州遗产点的各项活动。事实上，早在2006年国家正式启动大运河申遗活动之前，朱瑞增团队的“隋唐大运河郑州源头枢纽申遗与保护利用研究”已经作为科研课题在河南省档案局立项；2007年12月，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徐匡迪一行莅临河南郑州段考察，依据“隋唐大运河郑州源头枢纽申遗与保护利用研究”科研成果,对隋唐大运河河南郑州段遗存有了初步认识；2008年“扬州会议”将京杭大运河申遗，扩容至隋唐大运河和浙东运河，由此更名为“中国大运河申遗”；2010年前后朱瑞增团队多篇学术论文的发表，引起广泛关注，“关于加强隋唐大运河郑州荥泽枢纽申遗与保护利用建议”作为郑州市政协议案，曾连续3年被提交，赢得了政府与社会力量的重视和支持，取得良好社会成效，直到申遗成功。申遗过程中，档案的助推作用十分明显。

　　申遗后，档案促进文化发展。深化挖掘调查研究，提供保护利用与传承发展考证依据，继续为发挥文化之源优势，建设文化强省，作出有益探索和贡献。申遗成功只是大运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得到了普遍认可和共同关注，对于今后如何保护、如何利用、如何发展，正如朱瑞增在“隋唐大运河郑州荥泽枢纽申遗与保护利用研究”中提出的那样，要“以申遗为契机，充分利用历史文化资源内涵底蕴，规划建设‘大运河荥泽枢纽文化生态风景区’”“打造世界级文化遗产特色品牌，大力发展文化产业、旅游产业和现代服务业，提升文化软实力，助推中原经济文化发展”。而这些工作的开展，都离不开档案史料，特别是在大运河遗产的深度发掘、利用上，档案史料必将成为揭开更多神秘面纱的利器之一，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，打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，建设文化强省，提供重要历史文化特色资源和黄金宝藏。如今，朱瑞增团队已经围绕隋唐大运河开始了“建设郑州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核心区研究”新课题的探索，开启了档案文化科研促进经济文化发展的新征程。

　　原载于《中国档案报》2014年7月3日 总第2629期 第二版